故宫院刊 | 王光尧：从外来方物到皇权象征——在技术传播视野下探析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琉璃建材

“琉璃”是一个外来词，表明其本身和与之相关的知识都是从域外传入中国的。琉璃作为外来宝物，其传入中国并发展成代表中国特色的建材，最终为皇家垄断成为皇权的象征。它的发展过程，一方面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开放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皇权至上的古代中国，一切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存、发展，都必须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

从外来方物到皇权象征

——在技术传播视野下探析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琉璃建材

王光尧

南京大报恩寺是永乐十年“依宫阙制度”修建的一处皇家寺院大塔。考古资料显示，无论是大塔的建筑用材还是地基的建筑技术，都和明代早期的宫殿建筑表现的内容相同，具有皇家建筑的特性。出土建材中，除砖石外，还有白瓷砖、瓷胎低温彩釉瓦（以下称“瓷胎琉璃瓦”），以及坩子土胎或缸胎的琉璃砖瓦。这种瓷胎琉璃瓦和一般的琉璃瓦同用的现象，目前只见于大报恩寺和凤阳明中都宫殿建筑遗址。本文试图从这一现象入手，在技术传播的框架下，观察琉璃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和普及状况，探讨其融入中华文化的轨迹。

一 域外方物——初传中国的琉璃

本文所说的琉璃是指陶胎低温铅釉建材，胎为坩子土或陶土，烧成温度在1000°C左右；釉料以铅为助熔剂，烧成温度一般在800°C－880°C之间。至清代，琉璃建材中黄釉和蓝釉的烧成温度稍有提高。

“琉璃”是由梵文传入中国的外来词，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的釉陶杯〔图一〕和大量的釉陶珠，说明先秦时期这种带有西方文化因素的琉璃制品已传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知。琉璃的梵文一词转写是vaiūrya，以vai为前缀，强调其后面字母的发音而自身不发音，汉字音译为瑠璃、琉璃、毘瑠璃、毗瑠璃、吠瑠璃、吠琉璃、鞞稠梨夜、鞞头梨、鞞瑠璃等。在梵文中琉璃本指带彩的陶器，和中国所说的琉璃砖瓦——各种颜色的釉陶建材相符。既然是舶来品，传入中国之前琉璃（釉陶建材）的生产历史、使用情况和技术传播线路如何？这就需要在世界范围的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图一〕釉陶杯

已知最早的彩釉陶烧成于古埃及，学术界称其为Egyptian Faience，至迟在古埃及十八王朝已有彩釉陶建材〔图二〕，其技术东传后，彩釉陶建材也用于巴比伦、古波斯帝国的都城建筑〔图三：1、2〕。作为东罗马帝国宫殿的标志性建材，也为中国人所知并见于汉文典籍。两汉时期中国曾为交通西域做过多次努力，东汉甘英出使大秦未果但也知其王欲通汉，稍后大秦王安敦的使臣经中南半岛到洛阳。孙吴对中南半岛的经营使海上交通更加便利，大秦人也曾贡奉于孙吴。由双方的多次互动可知，当时中国对大秦的记载应非无稽。大秦的宫殿用琉璃建成，这超越了中国人对琉璃只是宝物的认知，考虑到中国人对宫殿所代表的权威的理解，当时双方宫殿建材的差异，对中国的冲击可想而知。

〔图二〕战车图釉陶板

〔图三：1〕 釉面砖

〔图三：2〕人像釉面砖

琉璃传入印度，在发展过程中和佛教产生联系并成为七宝之一，其具体原因、时间及方法虽然无从考知，但琉璃随佛法传入中国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为史实。据研究可知，自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交通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琉璃，汉代铅釉陶器采用满釉支烧〔图四〕的方法，应是外来的低温铅釉装烧技术对中国陶瓷烧造技术提升的结果。对汉代釉陶釉的分析结果也表明有西方传来的技术因素。

〔图四〕 绿釉陶瓢

二 琉璃生产中国化并用于建筑

从汉代开始，中国人烧造的低温铅釉陶器在器物类别和造型上与当时习见的各种日用陶器或礼制陶器均类同，如各种罐、壶、钫、樽等，也有冥器如陶塑动物、楼阁、仓、摇钱树座等。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本土陶器生产中对外来技术学习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说明外来的低温釉陶器在汉朝进行本土生产之初已开始了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然而，汉末到十六国时期，中国烧造的低温彩釉陶器〔图五〕并不尽人意，产品的釉层薄而且发色不好，这种薄弱或许正是文献所表达的“中国久绝琉璃之作”。

〔图五〕 酱釉四系罐

北魏时期，琉璃生产技术由大月氏人再次带入中国，在平城烧造成功并用于宫廷建筑，这是中国首次烧造琉璃建材。由大月氏人主持烧造的琉璃不仅“光泽乃美于西来者”，用其建成的宫殿亦“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皇家宫殿的这种神秘、威仪大约正是当年萧何营建未央宫时所追求的目标。考古出土资料表明，云冈北朝佛寺使用带釉琉璃板瓦，邺城核桃园北朝建筑出土有琉璃板瓦和筒瓦，唐代长安兴庆宫遗址出土有黄绿琉璃构件，大明宫建筑有黑琉璃板瓦，洛阳各宫殿也使用琉璃。从北魏到唐琉璃生产技术的传递，联系大月氏人在平城烧造琉璃、旧居洛阳的大批胡人东迁邺城，以及隋初移河北工艺户服务于东都（洛阳），与人群流动的轨迹正相符。南北朝时期大量中亚各国人移居中国，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工艺影响至剧。身为粟特人的何稠“以绿瓷”复烧琉璃，不仅使中国久绝琉璃之作的面貌为之一变，而且使长期依赖进口的琉璃价格“遂贱”，为琉璃的普及创造了可能。何稠掌握以低温釉陶烧造琉璃（釉陶类建材）的技术，可能是其能出任“将作大匠”负责皇家建材生产的主要原因。

琉璃板瓦和筒瓦的烧造，是外来低温釉陶技术和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结合的表现。北朝晚期邺城附近以烧造低温复彩釉为特点的曹村窑址，其釉陶产品和娄睿、李云等人墓葬出土的釉陶器相符，而在窑址出土标本中，有南北各地常见的碗、盏，甚至有次高温的青釉瓷器，也有陶质的筒瓦、板瓦等建材，说明其生产的多样性。曹村窑场的窑炉是中国北方传统的半倒焰式馒头窑。窑炉一般被认为是古代陶瓷器生产中技术传播的核心内容，修建和使用高温馒头窑炉，说明在窑场从事生产的主体人群仍是中国人，产品也以中国传统器物为主，可能只是配釉技术采用了外来的低温铅釉工艺，是琉璃技术成功融入中国陶瓷生产的例证。唐代生产琉璃建材有黄堡窑和醴泉坊窑等，黄堡窑直接是在瓷器生产窑场烧造三彩器物和琉璃板瓦、筒瓦和鸱吻。借助北朝到隋唐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包容，以烧造三彩器为主的低温釉技术在中国迅速传播，已知窑场有黄堡窑、醴泉坊窑、巩县窑、邛窑、长沙窑等十处，各种三彩类器物成为唐代陶瓷生产的最主要产品，三彩审美也成为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

北宋时期宫殿建筑使用琉璃瓦，政府开始管理琉璃建材生产。金代宫殿建筑群沿用宋人使用琉璃瓦的旧制，并形成皇宫建筑的白石台阶、红墙、黄瓦制度。元代琉璃质建材使用更加普及，除大都〔图六：1－3〕、中都等地的宫殿建筑外，各地的庙宇也大量使用琉璃建材，由此促使山西琉璃生产技术向北京等地传播，政府设立琉璃局和官琉璃窑厂从事管理和生产。山西地区的琉璃生产和当地的葡萄酒生产技术一样，应该和粟特人东来后聚居并融入当地后的技术传承有关。

〔图六〕1、2. 琉璃建筑构件   3.琉璃瓦当

三 明初琉璃生产技术的传承与普及

明代官作琉璃生产条例和生产用料的记载较多且详，凡烧造琉璃，每一名琉璃匠例配役夫五名，责任到人，如出现质量问题，以烧造不如式论罪。考虑到明对元代匠籍制的继承以及有轮班“琉璃匠一千七百一十四名”，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的官作琉璃技术是继承元代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对琉璃建材的管理与使用等知识）的结果，这种传承应该是通过北方技术南下和普及实现的。

但是，明之官式建筑初用琉璃始于朱元璋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七月建圜丘所用的琉璃砖、琉璃栏杆。由于此时北京官琉璃窑场和山西琉璃窑场均在元朝掌控区内，所以在吴元年南京所用琉璃建材和生产技术来自北京或山西的可能性很小。其技术源头何在，不甚明了。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有浮梁县丞赵万初监造的瓷胎琉璃瓦〔图七〕，赵万初的任职时间为洪武二年到四年，则赵万初铭瓷胎琉璃瓦的生产时间亦在洪武二到四年。而考古证据表明，景德镇窑场烧造的瓷胎琉璃瓦用于中都和南京的宫殿。中都工程始于洪武二年，洪武八年停止以都城为目的的大规模建设，这或可为瓷胎琉璃瓦的烧造时间下限提供断代根据。如果来自景德镇窑场的所有瓷胎琉璃瓦都是赵万初监管烧造，定其生产时间为洪武二年到四年当不存争议，否则参照中都工程的始止时间，景德镇生产瓷胎琉璃瓦的时段应根据中都工程的时间为洪武二年至洪武八年。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在赵万初之后景德镇窑场没有再烧造瓷琉璃瓦。在景德镇，这类瓷胎的琉璃瓦在御窑遗址、韮菜园和湖田窑址都有出土〔图八：1－4〕，说明当时生产规模较大，和明朝初营建南京和中都宫殿的需求量相符。在中都遗址，瓷胎琉璃瓦和一般琉璃瓦共存，两种琉璃瓦在规格大小、厚薄、釉色方面基本相同，部分瓷胎琉璃瓦上的铭记也和景德镇窑场所见标本相同，说明景德镇窑场烧造的瓷胎琉璃瓦是按照宫殿所需琉璃瓦的设计标准和规格为皇家生产的建材。

〔图七〕 浮梁县丞赵万初监造瓷胎琉璃瓦

〔图八：1〕 黄釉瓷胎琉璃瓦

〔图八：2〕 白釉瓷胎琉璃瓦

〔图八：3〕 酱釉瓷胎琉璃瓦

〔图八：4〕 绿釉瓷胎琉璃瓦

中都和南京宫殿使用景德镇烧各色瓷瓦，可推当时南京或太平府琉璃窑场可能还没有建立，即便已经建立，其生产能力大概也不足。再考虑到聚宝山琉璃窑场曾出土白瓷飞天残件，其造型和琉璃塔拱门上的琉璃构件之飞天相同，原报告称这块景德镇窑场烧造的瓷飞天在聚宝山琉璃窑场应具有样的作用，既然“样”为景德镇窑场的产品，那么聚宝山窑场烧造琉璃的时间要晚于景德镇烧造瓷质建材的时间。瓷琉璃瓦的最早生产时间是洪武二年，这已在明军攻占元大都之后，无论是从大都窑场征调琉璃匠人南行，还是以大都琉璃窑场旧有生产标准在景德镇进行生产都有可能。景德镇窑场在明初之前没有烧造低温黄釉和绿釉瓦的技术和能力，明初的生产应该是引进的成熟技术。而这种黄绿釉琉璃建材在元宫殿有广泛使用。考虑到元朝宫殿也使用孔雀蓝釉琉璃瓦，说明这种使用化妆土后再施孔雀蓝釉的技术，也是明初从北方窑场南传景德镇，到成化时期才发展成为景德镇不用化妆土的孔雀蓝釉技术。如此，应该可以推得明初景德镇窑场烧造瓷胎琉璃瓦是官府主导下利用北方琉璃技术生产的结果。赵万初在洪武二年赴任浮梁县丞并监造各色瓷胎琉璃瓦，或许与其是山西人且可能掌握相关的知识有关。

报恩寺工程晚于中都三十多年，其瓷胎琉璃瓦和陶胎琉璃瓦共存的情况就更加值得关注。报恩寺塔基和地宫内基础均由夯土层和碎砖瓦层交叠构成〔图九：1、2〕，出土于碎砖瓦层中的素烧琉璃瓦件〔图十：1－3〕和瓷胎琉璃瓦件〔图十一：1－3〕等建材，不仅可以肯定它们在永乐十年以前已经烧成，而且已经是废品，说明其服务对象也不是报恩寺大塔。用黄土和碎砖瓦间隔夯成多层地基是永乐以后宫殿建筑的标配〔图十二〕。瓷琉璃瓦和一般琉璃瓦废弃物的再利用并同出于大报恩寺塔基，这无疑为判定瓷琉璃瓦与一般琉璃瓦建材在南京等地的替代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考古证据显示，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报恩寺工程烧造的甜白釉瓷砖〔图十三〕，全部出土于大塔遭毁后的清代地层或水井中，这和塔基地层出土的瓷琉璃瓦有明显的早晚差异。和永乐瓷砖同出的且可以肯定是大塔所用之琉璃建材有多种釉色、器类和造型。关于这些琉璃，明人记载“南京报恩寺琉璃塔，中具五色，则方山冈琉璃门昵土所作也”。方山冈琉璃门即聚宝山琉璃窑址所在，此处不产烧造琉璃的坩子土。两次考古发掘证明，聚宝山琉璃窑是明代的官作琉璃窑场，为半倒焰式馒头窑属北方琉璃生产的传统技术，分素烧和色烧两种，一如宋代琉璃生产旧法，胎土分白、红褐两种。聚宝山琉璃窑所用白胎坩子土取自太平府白土山，在白土山也有琉璃窑。作者曾调查到聚宝山琉璃窑附近的村民原籍为太平府，这种人群迁徙可能和生产琉璃坐班官匠入籍京师有关。如是，太平府窑场和聚宝山琉璃窑的生产技术为同源。聚宝山琉璃窑和报恩寺相距不到四里，窑址出土的白胎和红褐胎琉璃构件在报恩寺遗址均有出土〔图十四〕，经化验胎釉成分也相同，证明报恩寺工程所用白胎和红褐胎的琉璃建材均为聚宝山琉璃窑烧造。

〔图九：1〕 夯土层和碎砖瓦层交替地层

〔图九：2〕 夯土层和碎砖瓦层交替地层

〔图十〕1. 素烧琉璃凤纹瓦当  2.素烧琉璃龙纹瓦当  3.素烧琉璃构件

〔图十一〕1. 瓷胎琉璃瓦件  2.瓷胎琉璃瓦件  3.瓷胎琉璃瓦件

〔图十二〕 黄土层和碎砖瓦层交替地基

〔图十三〕 甜白釉瓷砖

〔图十四〕 红褐胎琉璃构件

报恩寺遗址出土大塔所用琉璃构件中，有用镶嵌不同颜色胎土加重釉红、白色泽的技术〔图十五〕。在胎上镶嵌不同颜色的胎土，为了突出铭文的色泽，元代磁州窑“内府”铭黑釉大罐即采用了镶嵌白泥土并施白釉的技术。这从技术的细微处为聚宝山琉璃窑的生产技术来自北方窑场找到证据。

〔图十五〕 镶嵌不同颜色胎土的琉璃构件

根据万历四十三年成书的《工部厂库须知》所记，明代官作琉璃生产为两次烧成，和《营造法式》所载宋代琉璃烧造技术相同，但是烧造青色琉璃用苏嘛呢青为呈色剂则非中国传统。苏嘛呢青即苏麻离青，是元代到明永乐宣德时期从外国进口的一种高铁低锰的钴蓝料，主要用于生产青花瓷器，烧造琉璃使用苏嘛呢青，说明这种青琉璃釉的配方是不晚于永乐宣德时期把瓷器生产技术直接用于瓷胎琉璃瓦生产的结果。瓷胎的琉璃生产外，说明景德镇瓷器生产窑场的配釉技术，在南方地区琉璃技术发展史上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来自北方的琉璃生产技术如何落土太平府或南京，以及传入当地的时间，仍需探讨。在报恩寺工程只使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甜白釉瓷砖，其琉璃建材虽有胎色的不同但均出自南京聚宝山琉璃窑场，这表明最迟到永乐十年，聚宝山窑场已有能力供应皇家建筑所需，同时瓷胎琉璃建材已成历史。

一方面，正是在皇家需求和主导下，北方琉璃生产技术南迁，一路直接落户南京和太平府进行琉璃建材生产；另一方面，北方琉璃生产技术与景德镇瓷器生产技术合流，不仅生产瓷胎琉璃构件用于中都、南京的宫殿，而且把御窑厂使用苏嘛呢青的成色技术引进到琉璃生产。于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构建了明代官作琉璃技术基础，而两京和湖北安陆所造琉璃胎均用太平府白土也可视为制度性内容。

四 成为皇权象征的琉璃

经考古证实的明代皇家琉璃窑厂，有北京琉璃窑、南京聚宝山琉璃窑、太平府琉璃窑、湖北丹江口庞湾琉璃窑，以及鲁王府、周王府、秦王府、代王府、蜀王府、靖江王府等处琉璃窑场，从秦王府琉璃窑厂的碑记可知，其琉璃窑场是秦王初封西安时赐立地坡瓷窑厂为秦王府生产琉璃等物的官厂，嘉靖《钧州志》记载，钧州每年需应役轮班琉璃匠七十五户，则各王府琉璃窑厂均应有自己的官匠，这既保证了官作琉璃技术在全国的普及，也成为明代官作琉璃技术基地。

明代琉璃窑场虽多且生产能力也强，但朝廷规定，除皇宫建筑使用琉璃外，洪武九年诏定太子之东宫和分布在各省的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仅可使用青色琉璃瓦。各种仙佛宫观也有使用琉璃者，民居则禁止使用。既然琉璃建材在皇家内部已代表等级之分且严禁官民使用，那么又为什么允许各种仙佛宫观庙宇使用琉璃呢？

如前所述，从北朝开始当琉璃用于皇宫建筑的同时，也开始成为佛教寺院使用的建材。从现存唐五代到宋金时期的寺庙看，使用琉璃代已有成例。元代天下梵宇“室宫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丽过之。或赐以内帑，或给之官币，虽所费不赀而莫与之较，故其甍栋连接、檐宇翚飞、金碧炫耀，亘古莫及”。琉璃建材使用越来越广，但是在等级制度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如元代除皇宫使用琉璃建材外，安西王府所用琉璃和皇宫所用类同，是皇帝和亲王使用琉璃没有分野的表现。元代的这种制度可能和蒙古人起自部落的奴隶制与皇朝官制并存的现象有关，此时强调的是人身依附关系，以及蒙古各汗国王爷的相对独立。安西王虽不能与四大汗国诸王相比，但其特殊地位也不容小觑。

琉璃入华本身就是和佛教的七宝相关，至于琉璃建材再用于寺庙建筑，既是琉璃建材中国化与佛教再结合的表现，也是琉璃在七宝中代表的神权向建筑的扩展。无论是从实体的建筑艺术，还是在壁画所见图像效果方面，是在营造那种皇宫建筑和神之居室相同的氛围，佛宇变得和皇宫一样巍峨、神圣，居室相同，居者自然也类同，皇帝当然成为神之一员。但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从仰韶时代以来王权一直高于神权，“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不管是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各种信仰要想发展、长存，都必须以服务于皇权为标准。只有在皇权下实现与皇权完美结合，宗教代表的神权才能得到良性发展。三武灭法是佛教寺院经济影响皇权所导致的极端冲突，明清以来中国政府禁止基督教的根本原因，是其宣扬神权至上、无君无父的思想与中华文化无法相容的表现。

明朝建立后一方面分封皇子出镇各地，另一方面又汲取元代诸王权势过大引起内斗甚至危及皇权的教训，制定了从皇帝、太子到诸王的等级标准。及胡惟庸、蓝玉案起，废除宰相，皇帝成为皇室和政府的唯一代表，实行绝对君主专制。此时琉璃生产技术虽已从北方向南方乃至各地普及，但是各王府在使用琉璃建材时需要得到皇帝批准、管制则越来越严格。在制度层面，琉璃已成为代表皇权和神权建筑的标配。清朝因之不改。

同时，明代初年景德镇窑场成功烧制低温黄釉、绿釉瓷胎琉璃瓦，为景德镇官府窑场的瓷器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稍后把琉璃瓦上的黄釉直接向御窑日用瓷器的移植，不仅丰富了御窑瓷器的釉色品种，而且把黄釉瓷器作为代表皇权的、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才可以使用的专用釉色，也实现了黄釉琉璃代表的皇权从建筑用材向日用瓷器的过渡，或可视为琉璃文化在明代普及的内容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文论述。

五 结语

琉璃本域外所产，初入中国时只是宝物之一种。作为佛教七宝之一开始和神权有关，而大秦人以琉璃作为皇宫建材的知识传入中国，在宝物和宗教之外无疑会丰富中国人对宫殿建筑代表的皇权的认知。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主流文化一直是王（皇）权高于神权、神权服务于王（皇）权。随着琉璃生产的中国化，琉璃成为宗教建筑和皇家建筑用材，从北魏到元千余年间，正是通过琉璃建筑营造皇家宫殿和神之居所相同且神秘的感观，从而收到皇帝即神的效果。长时间内法制对琉璃建材使用范围虽无明文规定，但考古资料所见只有皇宫和庙宇才能使用琉璃应能说明问题。入明，伴随朱元璋的改制和皇权极化，琉璃在明代法制中被定为皇家建筑的专用建材，黄釉琉璃不仅为皇帝垄断，而且从琉璃建材影响到日用瓷器的釉色，终成一代制度。

琉璃生产技术入华，及以后的生产、使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固为细微末节，但置之于世界文明发展和交流史的框架内，可以发现琉璃在中国发展与使用的历史，最终成为皇权的象征进入中华文明核心，则表现着中华文明开放和包容一面，而这种开放、包容和文化上的不排它性正是中华文明得以长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附记：本文在写作和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祁海宁教授和黄婵媛、张钺荻同学的帮助，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张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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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尧《从外来方物到皇权象征——在技术传播视野下探析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琉璃建材》，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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